01
“毛主席临终遗言”指的是毛泽东主席在逝世前留下的话语或指示。
1976年，在周恩来总理与朱德元帅相继离世之后，9月9日，毛泽东主席亦与世永诀。
在毛主席离世之际，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是，毛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否留下了任何话语？
在瞻仰遗容、守灵仪式以及悼念活动中，我并未听闻任何遗言的流传。然而，据我所知，自9月初开始，毛主席便频繁陷入昏迷或半昏迷的状态，即便他有心留下话语，恐怕也因身体原因而难以成行。
令人纳闷的是，从9月下半月开始，报纸、电台、电视台突然大张旗鼓地宣传起“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来了。报纸上用黑体铅字印出，做成通栏大标题；有的还把“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作为毛主席语录登在报头上。
不到周总理离世的一个月，即1976年2月2日，少数心怀叵测之徒，假借中央的名义，发布了一份以一号文件命名的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信息：叶剑英在“生病”期间，将不再承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职责。
实际上，叶帅此刻并未身染疾病，那些人不过是借机图谋夺取他的权力。然而，纵使他们能够成功篡夺权力，却始终无法撼动他在全军指战员心中的崇高威望。
这时，身在中南海的华国锋正遭受着折磨，他感到某些人搞政变已迫在眉睫。
据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问题。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以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国庆佳节落幕，10月2日之夜，华国锋同志忽然来电，邀我前往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共商要事。
抵达他处时，外交部的韩念龙与刘振华两位副部长已先行一步。
华国锋直言不讳地表示：
各位都到齐了，甚好！今日本想与诸位商讨解决一项问题。在外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中，他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遗训”以及“按照既定方针行事”。
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然而，乔冠华已于9月30日抵达联合国，并将于10月4日发表讲话。他所携带的发言稿中，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考虑一下，是否有办法在会议前将发言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表述去除，还有足够的时间吗？
我说：
“鉴于时差之故，纽约时间较北京整整晚出12个小时，因此，距离我的发言还有整整两天的准备时间。”
研究结果显示，韩念龙与刘振华即刻返回外交部，拨通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稿中删去该句。
韩刘二人离场后，我向华国锋询问，表面上看，“遵循原有方针”与“依照既定方针”似乎没有显著区别，那么为何要删去那句话呢？
华国锋说：
毛主席未曾留下所谓的“临终遗言”，如此表述并不恰当。
4月30日夜晚，毛主席接见了外宾。外宾离席之后，我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各省的动态。那时，毛主席的讲话声音已略显含糊，他担心我未能完全听懂，便用铅笔精心书写了几张字条，展示给我。其中一张上写着：“按照以往的方针行事”。
这并非临终时的遗言，而是针对我汇报的特定问题，对我个人提出的具体指示。
如今，他们仅将六个字缩减至三个，将“对我讲的”改作“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如此一来，他们便将诸多毛主席未曾同意的行径，合理化为遵循毛主席既定方针的行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经过这番详尽的说明，我方才洞悉了这些人施此诡计的阴险动机。
华国锋同志告别时说：
“近日有事，你在家等。”
02
主席的字条
归家之后，我格外留心翻阅近期的报纸，以洞察形势与动态。
4日，我有幸拜读了梁效先生的长篇力作《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在阅读过程中，文章那浓烈而强烈的气息扑面而来，我深感他们似乎已经挥舞起了这把被伪造的“尚方宝剑”，意图用它来斩断一切。
次日，华国锋同志拨通了电话，并邀我前往他位于东交民巷的居所。我向他表达了对梁效文章的看法。我言道：“他们已然摆出了对阵的态势！”
华国锋同志微微颔首，轻啜了一口茶水，随即不紧不慢地取出几页纸条，缓缓道来。
“提及毛主席亲笔所书的字条，因当时未能随身携带，故未能呈现于你眼前。今幸而备妥，便在此呈现这几张。”
他递过两张。
“在今年的4月30日夜晚，毛主席在会见外宾结束后，我向他进行了全国形势的汇报，并对部分省份的状况表达了关切。主席随即用铅笔草书了两张便条：一张上写着‘国内问题需留意’，另一张则是‘稳步推进，切勿急躁’。”
在细阅完这两张字条之后，华国锋同志进而续言道：
在与主席的交流中，我亦提及了中央的局势。我表示，那些人（即“四人帮”）在很多事务上都不听从我的意见，使得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席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以示信任。随后，我提及了各省干部的选拔与人事安排事宜，并恳请主席给予指导。他再次挥毫，留下“照过去方针办”的墨迹。
在阐释了这些字条缘起之后，华国锋同志随即补充道：
“我也有同样的感受，他们似乎在与中央及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对立，稍遇小事便激烈争执，行为颇为纠缠不清。自主席离世后，政治局会议夜间召开，常常争论不休，直至深夜。你预计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何种行动？”
我说：
据我的判断，在接下来三五天的时间里，他们很可能将采取行动。
华国锋郑重地说：
中央作出决策，委派你负责一项重任，此任务系叶帅所举荐。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华国锋让我坐下，说道：
“届时，具体任务将另行告知。请留意家中电话，唯有我亲自拨打的电话才是有效的。”
03
接令
6日晚八时许，家中那台红机子电话突然响起铃声。我迅速拿起听筒，耳边传来了华国锋同志的声音。他紧急要求我立刻前往中南海的怀仁堂。
踏入怀仁堂，眼前便映入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同志的身影，他们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官员亲切交谈。
原来方才意识到，在华国锋与叶剑英同志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的赞同之后，他们已于今宵毅然决然地贯彻了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扫荡了那伙别有用心、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
华国锋同志交代任务。
“你须与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一同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务必即刻接管电台及电视台，确保万无一失。任何疏忽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严重后果。”
叶帅郑重嘱咐我：
为确保秩序井然，严防信息泄露，保障安全无虞。
华国锋同志问我：
“带手枪吗？”
“不必携带手枪，”我言道，“但务必带上你的手令。”
他应声答道：“好！”随即挥毫于一张洁白的纸张之上，为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亲笔写下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
为强化对广播电视领域的领导力度，中央作出决定，派遣耿飚、邱巍高两位同志担任领导职务。敬请各位接受他们的领导，遇有事项可直接向他们进行汇报与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完成任务后，我们即刻驾车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
随后，有文章提及耿飚率领的军队数量以占领电台，实为误传。
尽管广播事业局同其他新闻机构一样，遭遇了那些心怀叵测者的操控，然而，广大干部与群众始终坚定地遵循党的指引。加之警备部队的政治素养极为突出，故此，无需我亲自率军进行军事接管，亦无需派遣其他部队替换原驻部队。
抵达广播大楼之际，夜幕已悄然降临，临近十点钟的光景。我深思熟虑，深知仅凭我和邱巍高、王甫三人之力，难以有效推进工作，遂拨通中联部的电话，特意请来了张香山、冯铉两位副部长，并邀请了其他几位同志共同参与。
他们的职责主要在于与电台同仁协作，对即将播出的节目带进行严格审查，涵盖文字内容、歌曲以及音乐节目。
邱巍高
邓岗办公室内临时放置了几张行军床。
在最初的三天，我们采取了一种近乎战斗的生活方式：夜间入睡时，衣鞋不离身，连日常饮食和饮水也都是由警卫战士直接送至办公室。这种状态让我们时刻处于备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
尤其是首日夜晚，床位供应有限，我与邱巍不得不交替共睡一张床。
所谓的“睡眠”，实际上只是身体稍作休息，舒展筋骨，但双眼却依然保持警觉，内心则在不断思考：是否遗漏了什么疏忽？还有哪些地方不够完善？未来可能遭遇何种突发状况？又应如何制定相应的预防对策？
我个人的安危生死固然微不足道，然而，若电台、电视台不幸遭遇不测，其信息的传播速度与覆盖范围将远超报纸，迅速蔓延至全国，甚至影响到海外，从而严重干扰党中央的战略布局。这种影响，相较于我过往所指挥的任何一场战役，其深远程度更甚。
14日，党中央传来了击溃别有用心的小团体的喜讯。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北京市的广大民众以及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众多干部群众，纷纷自发涌上街头，欢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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